2014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开通报10起政法干警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此次公布的10起违法违纪案件涵盖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部四个系统，涉案最高级为正厅级，这种自曝家丑的行为此引起了其国内民众对中国反腐形势的强烈关注。中共方面如此密集的反腐动作虽在属情理之中，但在意料之外。因为以前政法系统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并不会集中向社会公布，而是在系统内部通报，本次向社会公开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从今年起，会不定期集中公布已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中央政法单位又公开设立举报网站，并及时公开已查处的违纪违法和腐败案件。国内媒体五毛们也是一哄而上双手拥护赞成，各地媒体网站纷纷报道、预测今后中国的反腐形势，国内最大的五毛CCTV-1在2月12日的《新闻1+1》中专题播放了《中央政法委 正风肃纪进行时》节目，此举无疑是宣传中共对反腐的决心。
中央政法委这次通报在情理之中，因早在2013年12月2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规。李东生成为继蒋洁敏之后第二位落马的正部级官员、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李东生也成为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政法系统高官，这次反腐动作也意味着反腐已经逐步深入到政法委高层，同时也是十二年内落马的第一位公安部副部长。当时，此消息在公安系统乃至整个政法委系统产生了不小的地震，中共如此重拳反腐让一些系统内外的贪官污吏、徇私枉法者个个岌岌自危。
从王立军东窗事发到薄熙来因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宗罪名倒台至锒铛入狱，中共已经下定决心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如此高规格的反腐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薄熙来是步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和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之后尘，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位走向审判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辖市市委书记。经本博主在网上搜索，据传薄熙来后台老板周老虎已被关进虎笼，而“方便面揭锅”一直是众美毛们期盼的，美毛们也可以借题发挥投稿赚些美钞了。
从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看，中共的反腐决定之大、力度之强、范围之广已经深得其国内的一片赞许和支持。而有如此决策和行动也不可能是习近平上台后以一己之力马上就能做到的。历史上，中国同世界各国一直都有对其国内各种大小规格的反腐探索，而中国国内的腐败诟病已被其国内民众所痛恨不已。但腐败也不是中国特色，国际上臭名昭著的腐败案例网上一搜就是一大堆，如咨询公司老板 Noah Bryson Mamet 给奥巴马的总统竞选捐款五十万美元，得到了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的任命，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他承认从来没去过阿根廷，也不懂西班牙语；好莱坞电视肥皂剧制作人 Colleen Bradley Bell 也给奥巴马捐款至少五十万美元，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的机会，她不仅无法回答“美国在匈牙利的战略利益是什么”的问题，而且不清楚匈牙利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纽约长岛的连锁酒店经营者 George Tsunis 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还曾经捐款支持奥巴马的共和党对手，可是到了2012年，他给奥巴马和民主党提供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捐款，获得了美国驻挪威大使的位置，他甚至不知道挪威的领袖是君主立宪制的国王，而不是总统；日本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安倍晋三因午饭吃了一顿价格为3520日元（约合人民币285元）的炸猪排咖喱饭，遭到了日本网民炮轰，认为“价格过高太腐败”。
除了买官卖官外，还有国际上各地都有的经济腐败，如克林顿总统任内的美国财政部长 Robert Rubin, 上任之前就是华尔街高盛公司的主管，在任期内极力促成了美国于1933年大萧条时期建立的 Glass–Steagall 法案的终止，以便像花期银行、美国银行这样的超级商业银行无所顾忌地用存款人的资本去从事将次贷债券打包上市之类的投资银行业务。 Robert Rubin 卸任后，被花旗银行聘为高级顾问和主管，多年来共获得1.26亿美元的报酬；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离任后就被美国最大的债券基金 PIMCO 雇用为咨询顾问，而 PIMCO 是格林斯潘长期实行的压低美国债券利率政策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刚刚卸任的美国财政部长 Timothy Geithner 也加入了私募资本公司 Warburg Pincus 担任高职；二OO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西南部、九州的大分县，发生“教育界腐败大地震”，当天大分县警察局，“因买官卖官”逮捕了大分县教育委员会的江藤胜参事。事因是二OO八年初，大分县有几位教师资格落选的青年，向当地警察局举报：“大分县教师录用，存在严重‘买官卖官’现象，考试合格的人，被篡改分数，变为不及格，而考试不及格的人，通过行贿，买官卖官，变为及格，录用为教师。”而日本官方调查结果是：有二十一人的分数，被篡改增加，非法录用；有三位校长任命，存在买官卖官现象。
提到腐败，就不得不提反腐。国际上推动反腐败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野党抨击执政党各种腐败或不作为、乱作为，也不乏污蔑、造谣参选对手的一些手段行径，在野党为了获取执政资格而倡导反腐是带有目的性的煽动行为，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错失经济改革黄金时机的教训，再加上文革后邓小平引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中共十分清楚社会稳定与改革对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党执政确实有其优势，但腐败问题是一党执政的死穴，也一直是中共高层头痛的事情，国内社会反响强烈，国外借题大做文章，中共高层也一直在研究如何防腐和反腐，在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经验积累后，在习近平时代，中共把反腐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的反腐回顾到1989年，柴玲、王丹和乌尔凯西等人为首，组织学生以反对贪污腐败为由，发动游行抗议，要求多党制改革。其反腐初衷是好的，但被港支联等国际势力操控，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要求中共领导人下台，还公然对抗戒严法，其抗议方式已经超出法律范围，他们犯了一个大忌。其实这种非暴力不合作抗议方式在国际上已有先河，1920年9月，甘地提出非暴力不合作计划。甘地宣称，斗争的目的是达到自治，“如有可能就实行帝国内部的自治，如有必要就实行脱离帝国的自治”。在甘地号召下，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汇成一股反英洪流，但随后运动超出非暴力斗争范围，甘地闻后急忙制止。2月12日，国大党通过巴多利决议，谴责群众“越轨”行为，决定无限期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3月10日，甘地入狱。
而与甘地不同的是王丹、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选择了跑路。在89年6月3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分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在临跑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录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当然，坊间说法柴的真实用意是与王丹私奔，不想王丹一出国就大搞同性门）。如果当时他们断然留下，就算被抓也会被后人评价是大义凌然，而这种丢广场学生于不顾的自保方式实在令人咋舌。这样只能说怕死的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充当英雄，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清场的之前，他们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
而与甘地不同的是王丹、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选择了跑路。在89年6月3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分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在临跑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录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当然，坊间说法柴的真实用意是与王丹私奔，不想王丹一出国就大搞同性门）。如果当时他们断然留下，就算被抓也会被后人评价是大义凌然，而这种丢广场学生于不顾的自保方式实在令人咋舌。这样只能说怕死的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充当英雄，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清场的之前，他们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
最近在网上看到说，王丹、柴玲等民运人士要搞什么在“天下围城”之后策划“重回天安门”纪念六•四四十五周年活动。王丹、柴玲这些六•四风光人物不仅四十五周年要搞，而且以前年年都在搞，是不是五十周年再搞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让我们看看热闹，不知道一百周年的时候谁来搞，那时搞得起来估计也就不是他们本人了，估计那时他们已经都去了极乐世界。他们组织重回天安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他们还存在，还是让中共重视下他们，以便让美帝支持他们维持他们的生计。为了生计一年干一票，甚是可怜，但不知道为什么不搞其它与时俱进的民主活动，而非要搞玉石俱焚的固执。中共反腐局面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天安门，难道去阻止中共反腐，还是去感谢中共反腐，或是去游说中共，当时他们的初衷是好的，是被人利用，要求中共给他们摘掉帽子恢复身份。人老了有思乡情结也是人之常情，可惜他们已经拿不掉丢广场学生于不顾那带血的帽子。
